陽光馬戲團

採訪‧撰文 / 吳升皓

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×偵探小說

我看偵探小說，連帶養成了以一個點做為線索，不容易放過細節的習慣。在財務報表裡，只要有一個數字不對，我很快就能察覺，對於做決策自然有很大的影響。

我開始看偵探小說，是因為在台中讀書的姊姊帶《福爾摩斯探案全集》回來給我，在那個書籍匱乏的時代，這對我彌足珍貴。書中那些時髦的翻譯名詞，像是英鎊、便士、密斯托（mister，英文「先生」的中譯）等等，開啟了我對那個「當霧來了、就伸手不見五指的城市」（倫敦）的想像，我跟弟弟還會模仿書中人物，用像「我親愛的華生」這樣的對白說話。
後來在學生時代，我大量地閱讀小說，包括偵探小說在內。這原本只是個人的嗜好娛樂，而且有點「不可告人」（身為一個嚴肅的知識份子，偵探小說跟公眾事務似乎沒多大交集，感覺上沒有經世濟民的用途……），但是就在零散的閱讀中，我發現這些小說彼此之間好像有關聯，即使書中人物是以各式各樣的形式出現，例如赫伯特（Frank Herbert）的《沙丘魔堡》、克莉絲蒂（Agatha Christie）的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等。
於是我開始想更有系統地閱讀，想知道更多推理小說的典故和經典，就開出書單，請國外的朋友在圖書館用影印的方式、甚至到世界各地專門書店幫我找。就這樣，我搜羅了大概兩千多本偵探小說，其中包括很多絕版的經典著作在內。而我也在閱讀過程中，對於偵探小說的各個系統、流派有更深的了解，但這始終只是我私下的興趣，從沒想到有一天會去寫它、去談它。
陳年興趣，帶來工作契機
1993年，我失業在家，開始思考接下來可以做什麼。過去我是編輯，也很幸運成為小有知名度的編輯者，所以我想也許我可以靠編書維生。不過因為離開出版社、離開體制，失去了接觸新書的優勢，所以我就從自己過去看過的書著眼，覺得經典書也許是我能做的，而且說不定做出來後會比新書更有力量，偵探系列就是當時眾多想法之一。
我嘗試向出版社提了一些計畫，於是有了「謀殺專門店」這個系列，並從1845～1980年間挑出100本推理小說，希望藉此解釋推理小說的發展。推理小說在台灣市場一直不算大，僅在1980年代風行一時，不過後來數量大了，有些小說品質不好、基礎不深，也少有系統化的解釋，所以壞了讀者的胃口。
我在雜誌上的專欄，也寫過一系列關於偵探的研究，我自己把這看做是一種英式幽默，花費很大的力氣、嚴肅地像治學般去研究可笑的題材。
像在〈偵探和他們的心智結構〉這一系列6篇文章裡，我認為偵探從早期「智力」的概念，變成靠「道德情操」破案。像福爾摩斯強調演繹的科學，以推論和邏輯思考工作，柯南道爾創造福爾摩斯，其實是在塑造一個純粹理性思考、新人類的典型。在他之後的小說家又創造出各種原型，想對抗像福爾摩斯這種心智的最高境界。
例如卻斯特頓（G.K. Chesterton）是用直覺辦案；而法國小說西默農（Georges Simenon）家塑造的瑪戈探長（le Commissaire Maigret）在小說裡接受記者訪問時，則表示自己「沒有方法」可言，單純把自己想像成犯案的人，設身處地思考他會怎麼做，應用心理學方法覺察犯案者動機。
不過也有這樣的說法，認為犯罪本身就是作品，就像大師的畫作處處可以看出他的痕跡一樣。之後小說一路往下發展，偵探也從「智力」的概念變成了「道德情操」的挑戰──人世間的犯罪很少是經過設計，多是一時衝動造成，毫無技巧可言，所以辦案最大的困難是受到當權者的阻礙，偵探如果能不畏權勢、堅持下去、有道德勇氣，就能破案。
對數字敏銳，決策不做錯
我看偵探小說，連帶養成了以一個點做為線索，不容易放過細節的習慣。例如在工作中，我對財務報表裡不尋常的事物（比例、數字之類）很敏感，只要有一個數字不對，很快就能察覺，這對做決策自然有很大的影響。
城邦創立第二年時，我們公司參加國際書展，企畫人員雄心勃勃地說要在6天內創造200萬業績，等到書展結束，卻只達成設定目標的7成左右。事後檢討，他們說可能是攤位有問題、陳設有問題……。
我看了報告，就問了幾個數字：每張訂單進來金額平均多少？約莫500元。我再問140萬業績除以每張訂單的平均金額是多少？結果是2800筆。在為期5天半的書展期間，公司共擺了2台收銀機，換算起來收銀機其實是每分鐘都在運作，證明根本不可能做出比現在更高的業績。
所以我說你們都搞錯原因了，達不到目標是因為一開始就沒有設對目標機制。照實際運算來看，除非設計了滿額贈送或任選5本多少錢之類的機制，以提高來客的單筆交易金額，否則目標根本無法達成。其次，這也表示代表200萬業績是企畫人員喊出來的，是沒有經過運算的數字。
200萬目標沒有不合理，但是目標和執行方法沒有對在一起，還是無效──結果所有嫌疑犯都是假的，真的作案者其實是時間。而這也表示企畫人員的「辦案經驗」不足，所以才沒有累積出敏銳的觀察。工作方法和興趣其實是有關聯的，對我來說，那就是專注細節。